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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中国歌剧,不必一味追求高难度、大制作

2019/9/11 20:09:37

观点 | 中国歌剧,不必一味追求高难度、大制作

自去年文化部实施“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以来,民族歌剧在全国各地掀起创排热潮。短时间内,就有140余部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剧目申报参评。去年年底,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在江苏举行,今年3月,“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在北京举行,“一节”“一展”涌现出不少佳作,民族歌剧迎来了创作的春天。

 

11月24日-25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第二届艺管国际·上海论坛聚焦“歌剧与中国”主题,来自国内外歌剧专家、学者共同为中国歌剧把脉。率先发言的音乐学家、评论家居其宏直言,虽然近几年中国歌剧创作在数量上大大提升了,但思想艺术质量上乘者仍不多见。目前中国歌剧的创作存在着哪些问题?中国歌剧的未来在何方?

 

拒绝飚高音拼难度,从中国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

 

斯卡拉歌剧院院长亚历山大·佩雷拉和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陶辛  蔡玲 摄

 

居其宏在他的发言中直指目前中国歌剧创作的种种弊病:比如,在题材取向上呈现出单一思维,而且不少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呈现出脸谱化、口号式的表达,不但不能起到鼓舞人、陶冶人的作用,反而令观众产生反感,这是对现实题材和主旋律作品名声的败坏。居其宏认为,鼓励多样化的题材、进行大胆的艺术创新,才能让今天的歌剧创作迎来真正的繁荣。

 

其次,在音乐创作上,近年来一些中国歌剧的创作在音乐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极:一个极端是不顾汉语声律和音调之美,听凭诘屈聱牙、洋腔洋调的宣叙性旋律充斥于人物的歌唱中,既难唱又难听,企图以飙高音、拼难度来博取台下观众的掌声。另一个极端是,让豪无性格和美感的口水歌弥漫在歌剧中。居其宏认为,两者在表面看来截然不同,但背后的病根却惊人一致:那就是忽视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音乐及其艺术精髓的深入学习和有效继承。《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等经典中国歌剧的著名唱段,都是继承了中国音乐的优秀传统,才得以传唱至今。

 

中国歌剧应当如何塑造自己的个性,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作曲家许舒亚给出了他的答案,就是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寻找养分,在歌剧中融入中国戏曲的元素。从2002年创作第一部歌剧《八月雪》开始,他就不断在自己的歌剧作品中融入京剧、昆曲等中国戏曲元素。不久前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的以李大钊为主人公的歌剧《晨钟》里,他也融入了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例如,传统女性赵纫兰的《四合院》中浓郁的京韵、军阀张作霖音乐主题中颇有东北色彩的二人转音调等。

 

作曲家莫凡在他创作的歌剧《雷雨》《赵氏孤儿》《渔夫与金鱼》等作品中,都将西方古典形式与中国风格进行了有机的结合。1998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雷雨》既深受威尔第西洋歌剧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加入了不少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的元素。同时,他还十分注重歌剧中如何用音乐来塑造人物。比如繁漪一角,既有《蝴蝶夫人》《艺术家生涯》等西方经典歌剧中的女性意识,也参考了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中对上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的刻画,在歌剧《雷雨》中塑造出一个生动丰满、跨越国界的女性形象。

 

警惕奢靡浮夸之风,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导演李卫和陈薪伊 蔡玲 摄

 

居其宏认为,当下歌剧创作的另一大弊病在于“机械化生产”。歌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投入大、耗时长,需要在创作过程中反复论证,不断修改。但如今不少歌剧作品为了参加节庆或评奖,极大地压缩创排周期,违背创作规律。此外,“奢靡之风”也在盛行。一部戏动辄投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舞台上搞人海战术,场面浮夸,高科技声光电技术一应俱全,却缺失了一部舞台戏剧作品最该有、也必须有的艺术品格和音乐戏剧魅力。居其宏提出:“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是以豪华包装掩盖艺术上的低能,同时,也为艺术腐败制造了机会。”

 

导演李卫也反对一味追求“大制作”。他说:“我认为,所谓大制作应该有大的主意垫底才能成为大制作,但是如果往舞台上堆钱,那只能说明我们心中太穷了。”怎么用最少的东西表现最多的内涵,常常是李卫思考的问题。他曾说:“一个导演最大的责任是暗示。”这些年,他还导演了不少“半舞台”版的歌剧,比如去年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的莫扎特歌剧《唐璜》。他创造了一个“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但其实一切尽在其中的舞台空间”。极简却富有想象力。他还善于使用“本土化”而“接地气”的桥段,比如让演员们都穿着现代的服装,以现代的方式进行表演。让一部200多年前的歌剧,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引发当代观众的思考。

 

论坛上,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陶辛举了许多例子,讲述西方经典歌剧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故事新编和舞台设计而焕发新生,吸引当代观众。“也许某些人会觉得,歌剧已经差不多快死了,但通过我们的再创造,反而能使其成为一种鲜活的当代艺术形式。”

 

抛开舞美、灯光和表演等因素,导演陈薪伊认为,一部歌剧是否能打动人,最根本的还是作品的文学性。她以普契尼的歌剧为例,讲述了莎士比亚精神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歌剧创作,让他的作品有着激情与理智的平衡,更具有思想深度。“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有秉性的。今天中国歌剧创作乃至其他戏剧创作,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学。中国的歌剧创作者要以普契尼和莎士比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